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主要因素。
中国古代主要经历了四种选官制度：察举制度、征辟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在封建社会中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度、无法以一己之力来维系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和日常事务的处理，这就出现了官僚。从中央到地方、任用了一定数量的官僚并成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官僚制度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官僚体系的建立。
尤其是到了近代，官僚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相比在封建社会时更能体现出其落后的方式和效率。其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即为官僚主义。
不过唐代的科举制度刚刚兴起，许多弊端还没有被发现，科举制度的弊端被科举制度的光环笼罩，人们只看见了灯的光亮，却没有注意到灯台下面的黑暗。
敬翔当然不会认为李烨这样做法有什么好处，虽然李烨并没有废除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的鲤鱼跳龙门的光彩被李烨无情的打破，十年寒窗、一朝登科便后世无忧，这才是文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吸引力。
在敬翔看来，科举制度的吸引力被李烨大大的削弱了，文人十年寒窗就是想有一天跳龙门，李烨不仅把科举制度的吸引力将低了，而且科举制度的难度也同时将低了。一旦按照李烨的意思，李烨在辽东半岛大规模推行小学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就不是几百人，而是上万人。更要命的是，李烨还要组建的将科举考试的内容改变，以前学的四书五经将不是考试的重点，数学、物理、化学和历史也要作为考试的内容。
当然，李烨并不准备一步到位，这当然也不现实，同时很容易制造矛盾，但是李烨准备这样做了，现在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像敬翔这样读了十几年四书五经的人大有人在，敬翔担心李烨的政策会将一些准备投靠李烨的文人阻挡在门外，这点李烨并不担心，现在只是实行阶段，还没有到全面铺开的时候，旧有的文人会被放到一个单独的科举考试中，这种制度有点像明代的南北分科录选，这扇大门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放，以后会慢慢偏向于公务员的录取，敬翔发现李烨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顾及了各方面的利益。
李烨的小学普及计划都没有完全推广，凭什么阻止旧有的文人加入李烨的官僚体系，短期来看科举制度不但不会废止，而且要强化完善，这是吸引辽东半岛以外的文人一种手段。
敬翔对于李烨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并不感到奇怪，举例来说，大唐虽然普及了科举制度，但是察举制度、征辟制度在特殊的情况下依然存在，不是有一句话：终南捷径。唐朝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以扩大影响，后来朝廷终于让他出来做官。司马承祯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建议他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卢藏用深感羞愧。
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条条大路通罗马，李烨作为实际的统治者，需要的不是足智多谋而是善于纳谏，从无数的建议中寻找最为合理有用的方法，这才是上位者应该具备的才能。
敬翔现在有时间也在学习李烨编写的新教科书，对于新知识的理解和吸取，敬翔有时比李烨更加执着、热情，在敬翔来看李烨的新知识的确为天下的百姓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户，敬翔并不像明清的文人一味的排斥西洋文化，敬翔这时候更像一块海绵，努力的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李烨的思维速度。
李烨其实也就是占了后世信息爆炸的好处，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短时间来看还没有什么问题，至少不会出西洋镜，但是一旦新知识普及后，等到新知识开始酝酿、生根、发芽后，李烨并不比古人有什么优越性。
虽然在李烨的官吏改革让敬翔一时无法理解和接受，敬翔还是努力的一遍又一遍的从李烨的思维中榨取有用的营养，敬翔在辩论中学习、在推敲中提高、在学习中顿悟，举一反三从李烨的准备推行的官吏制度中寻找蛛丝马迹。
很快，敬翔便发现了李烨的部门设计中的缺陷，唐代一个县里的官吏往往只有三五十人，上等县的官吏人数也不超过百人。而李烨正在推行的官吏制度，一个县衙的官吏人数将达到上千人之多，一下子暴涨了十几倍，相应的财政也要增加十几倍，这对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要养活这么多的官吏就意味着要大幅度的增加税收，钱从什么地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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